上外学者章玉贵非常时期美欧再启国有化药方

上外学者章玉贵：非常时期，美欧再启“国有化”药方

环球时报 | 上外学者章玉贵：非常时期，美欧再启“国有化”药方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超级“黑天鹅”事件，以突袭方式阻遏了世界经济脉动。正在成为疫情中心的美欧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面对不同程度的“保经济”难题，严峻局面迫使主要国家领导人快速打开前辈决策者们当年的危机应对工具箱并重组操作系统。其中，国有化便是一个经典政策药方代表，有些欧洲媒体甚至开始讨论这是不是疫情冲击面前欧洲经济的救命稻草。

尽管在经济繁荣时期，美欧财经领袖、市场人士与经济学家们，甚至包括一些媒体，都对国有化多有批评。在最具资本主义底蕴的英法两国，当执政者发现既有应对措施在新冠疫情面前经不起大规模试错时，立即重拾“国有化”。例如，为避免英国铁路运输集团因疫情冲击而倒闭，英国政府宣布暂停铁路特许经营协议，铁路系统随即进入国有化程序。

而在稍早，法国财长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法国大企业。如有需要，政府将支持包括两大汽车巨头在内的企业进行国有化。财大气粗的德国政府不仅拿出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刺激与救助方案，还警告海外投资者不要对戴姆勒、大众、宝马等德国王牌企业进行恶意收购，德国政府必要时将全力援助本国企业。至于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且经济基本面目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算较好的美国，面对新冠疫情在全国引发的金融冲击，不仅宣布将国家切换到紧急状态至4月底，还通过了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预计该法案将为航空公司等遭受疫情冲击的企业提供5000亿美元援助。假如疫情冲击超出政府此轮救助能级，相信华盛顿将把凯恩斯主义的大旗越举越高。

届时，共和党政府的国有化运动将与民主党人桑德斯的美式社会主义旗号一道，成为2020年美国政经生态的两大标志性印记。美欧国家政府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超大规模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关键时刻再度拥抱国有化，背后的政策逻辑与操作手段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场景高度相似。假如将时间光谱前推到1933年，则过去87年来，无论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华盛顿执政团队，在国家经济处于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时，均无一例外地将自由资本主义教条抛在一边，祭出在危难时刻一再被证实最管用、也最具动员力和执行力的“国有化”大招。即便危机时期的这些措施与他们一向宣扬的自由资本主义理念背道而驰，可谓自我打脸，也全然不顾。

倘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还在世，想必会大肆抨击美国政府对积极不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原则的粗暴践踏；倘若与“中央计划经济”不共戴天的哈耶克能够活到上一轮大危机爆发的2008年，他也一定会拼命跺脚并谴责一向标榜自由资本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实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变色龙；倘若作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两大主角――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奥斯卡・兰格重回人间，兰格或许将致信米塞斯，约定开启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续集，并嘲笑米塞斯：你可以赢得一时甚至一段时期的争论，但不能赢得永远。经过300年打磨的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史一再证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个假命题，是在黑板经济学里才能得到完美呈现的现实假定。而经济政策尤其是特殊时期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服务于政治，或者说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无论拥有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美国，还是经典资本主义云集的欧洲，其执政者尽管平日里经常抨击国有化或国有企业的“弊端”，可一旦到了危机时刻，国有化往往又是他们眼里扮演白衣骑士角色的国家天使。这是一种国家理性。毕竟在危机时刻，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敢在国家最为倚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一些企业面临突然死亡危险时选择袖手旁观。

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段至理名言在今天看来尤其具有历史的穿透性。一直特别崇尚自由的法国，对国有化的价值有着独特认知。法国1946年的宪法曾明确宣布：“所有一切已经具有和将要具有为全民服务或事实上具有和将要具有垄断性质的财富和企业，必须全部成为全社会的财产。”而且时至今日，法国一直执行着某种意义上的“计划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成分广泛渗透到涉及国计民生的一些工业企业和金融业等关键领域。同样，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也一直试图在国家干预和放任之间找到平衡点。

例如，当凯恩斯主义因为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后，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尽管影响甚大，但无法制止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能与冲动。而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糅合而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失业―通胀关系、经济周期和政府政策的新理论。但在政策手段超高的时任总统克林顿看来，还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最为现实，于是克林顿政府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因而造就了美国经济的一段巨大繁荣期。至于后来的小布什、奥巴马以及今天的特朗普政府，也都不断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优均衡点。美欧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的非常时期再度拥抱国有化，虽然为的是救市，保住资本主义经济的命根子，但也向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再一次为“国有化”这个被它们反复污名化的经济药方正了名。至少眼下，它们应该不会急着给“国有化”贴上不公平竞争的标签了吧。

作者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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